多少蒙语个中意变身京城胡同名

蒙英互译

来源：

YNET.com 北青网

　◎文/宗春启

　　龙年说龙，北京城里有不少的龙可说。九龙壁，飞龙桥……然而，北京的胡同，有以“龙”为名的么？似乎没有。真是没有么？不是。其实北京的胡同里，至少有两处叫“龙”的胡同。一处在景山以东的沙滩一带，一处在安定门外的关厢。找出老地图看看，不见“龙胡同”，上述两处倒是有个“老虎洞”。对啦，“老虎洞”其实就是“龙胡同”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让我从胡同的名称说起。

　　■明人考证元杂曲，《张生煮海》唱胡同

　　北京话把城中的小巷称为“胡同”。明朝人考证，“胡同”出自古代汉语。这个说法可有点牵强了。

　　胡同一词最初见诸元杂曲。关汉卿《单刀会》中，有“杀出一条血胡同来”之语。元杂剧《沙门岛张生煮海》中，张羽问梅香：“你家住哪里？”梅香说：“我家住砖塔儿胡同。”砖塔胡同在西四南大街，地名至今未变。元人熊梦祥所著《析津志》中说得明白：“胡通二字本方言。”何处方言呢，元大都的。明人沈榜在《宛署杂记》中进一步说：胡同本元人语。

　　笔者赞同这个观点：胡同一词，是从蒙古语“忽洞格”——井，转变过来的。第三个字发轻音，甚至可以不发音，于是就成了两个字的单词：“胡洞。”不信您翻开内蒙古的地图找找看，用“胡洞”、“忽洞”做地名的，真是太多了。个中的理由很好理解：蒙古族自古是个游牧民族，逐水草而居。每到一地，必先解决水源问题，如果没有河流湖泊，就只好打井。于是井的特征，就成了一个放牧场所的地名。赛因忽洞：好井；毛忽洞：坏井；哈雅儿忽洞：双井；乌克忽洞：死井；宫忽洞：深井……时间一长，被北京人“叫白”了，成了“胡同”。

　　怎么证明“胡同”就是井呢？试举一例：

　　王府井大街往北路西，有条胡同叫“锡拉胡同”。您说，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？这里有矿井，出产金属锡？还是曾经有家五金店，卖锡？显然不大可能。而用蒙古语就能解释通：锡拉胡同——黄井。井怎么有颜色？蒙古族的习惯：在没有其他特征的时候，就用打井挖出的土的颜色来为井命名。笔者当年在内蒙古草原放牛时，所在牧场就叫“乌兰忽洞”——红井，因为当地的土壤是红色的。

　　说“锡拉胡同”是黄色的井，有个佐证：明清时北京城的地图证明，此地还有个地名，叫“黄土坑儿”，也还叫过“黄土岗儿”。说明这一带确是黄土。

　　再举一例：地安门大街路西、后海东岸，有条“马良胡同”。您可以这么推测：过去这里有个叫马良的住户。不过这个推测很难拿出证据来。无独有偶，东直门南小街往东，北门仓北，有条名字相近的“蚂螂胡同”。蚂螂，是北京人对蜻蜓的叫法。用汉语来解释，说这个胡同的形状像蚂螂？还是这地方盛产蚂螂？都太牵强。用蒙古语则很好解释：饮牲口的井。

　　蚂螂胡同附近的海运仓，是元大都时代的粮食仓库所在地，位于东直门与朝阳门之间。元大都时代的粮食一度靠海运从南方运来。蚂螂胡同往南不远，有个地名叫骆驼桥。粮食运到北方下船之后，还需要再用大批的骆驼运进仓库。仓库附近自然骆驼聚集，那么，此地有一个专门供骆驼饮水的井应该是很自然的。

　　马良胡同在海子东岸。过去这里是贸易中心，商贾云集，有一眼专门给跑运输的牲口喝水的井也是必须的。明朝李东阳别号西涯，因为曾经在这一带住过，他的《西涯杂咏》中有一句诗：“溪翁识予马，饮罢不须钱。”意思是他骑马故地重游，认识他的老头儿主动给他的马汲水喝。看来这里确有饮牲口的水井，而且有专人经营。

　　说起后海西涯，又想起一个地名来：义留胡同。过去曾经写作“一溜胡同”。有人解释为“又细又窄的胡同”。原本，“一溜”是河的名字，叫做“一溜河沿”。河，恐怕就不能用“细”和“窄”来解释了。“一溜”也是蒙古语，“一溜” 河跟新疆的“伊犁”河是同一个词。“伊犁”、“一溜”的蒙古语意思是“清”。翻译过来，“一溜河沿”的意思是“清水河沿”。

　　还有些胡同的名字听起来怪怪的：屎壳郎胡同，这名字多难听、多丑陋！当初此地的居民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？其实这个名字译成蒙古语是“甜水井”。

　　朝内有个“墨河胡同”，蒙古语的意思是“有味儿的井”，大概是被太多的牲口粪便污染了吧。此外，如鼓哨胡同，是苦水井；菊儿胡同或局儿胡同，是有双井；碾儿胡同或辇儿胡同，是细的井……

　　北京还有不少“帽胡同”。“帽胡同”蒙古语是坏井、破井的意思，前面加上一姓氏，表明这个坏井是属于某家私有的。这不是牵强附会，比如“猪毛胡同”附近曾有个“朱家胡同”，说明这里确实住过朱姓人家。

　　上面举了那么多例子，只想证明两点：一、“胡同”是蒙古语，原意是井；二、有些胡同的名字来源于蒙古语。

蒙英互译

■因井成巷规划早，明清以后唤市街
　　那么，为什么北京城里的胡同如此之多、如此之集中呢？蒙古人迁徙到北京平原，在辽燕京的东北郊重建都城。至元二十二年，大都城建成，允许旧城居民迁入，有钱有势者为先 (据《元史·世祖纪十》)。元大都方圆六十里，居民最多时达十万家（据《大元仓库记》转引自《元大都》），众多迁徙来的居民在择居建宅之前，必先凿井。其他的街、坊和居住小区，在设计和规划的时候，也不能不考虑到井的位置。或者先挖井后造屋，或者预先留出井的位置再规划院落的布局。无论哪种情况，都是“因井而成巷”。
　　先有什刹海水系，然后才有大都城；先有一座座水井，然后才有了大都城里的一条条街巷。直到明清，北京城的每条胡同都有水井，而且许多水井就坐落在十字路口。所以，北京胡同的名字，最多的是以井命名的，光“井儿胡同”就曾经有过十个；加上大井、小井、东西南北前后井、干井、湿井、甜水井、苦水井……不下四五十个。因为井产生于街巷之前，所以，以井来命名街巷，也就很自然了。
　　以井来命名居住区，并不仅仅是蒙古人的习惯。据《史记·刺客列传》，聂政的家就住在軹县的“深井里”。“深井里”是村落名。
　　胡同的本义是井。但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它也产生了两个引申义。头一个引申义是“巷”，第二个引申义是“市”。
　　既然是因井而成巷，那么“胡同”有巷的含义就不足为怪了。“胡同”虽然是蒙古语，但是它最多的使用者却是汉族人。汉族人根据自己对“胡同”的理解赋予它以“巷”的含义。本文开头提到的砖塔胡同，这个“胡同”就是巷的意思。元杂曲《单刀会》中，“杀出一条血胡同来”，这里的胡同也是“巷”的意思。明清以后形成的小巷叫“某某胡同”，跟井的关系就不大了。
　　至于“市”的引申义就更好解释了。汉语里有“市井”一词，意思是“因井而成市”：“古者相聚汲水，有物便卖，因成市”——井，是市场之母。后世经济发展，物品辐辏、商贾云集，聚在一起交易时，人畜要饮水，器物需洗涤。以井为市，最为方便。于是，“井”——胡同，便有了“市场”的含义。
　　棉花胡同、取灯胡同、鸭儿胡同，可能就是元大都时代棉花、取灯、鸭儿的专卖市场。顺便说一句：取灯，就是“火柴”的意思，直到现在，蒙古人仍然称火柴为“取灯”。鸭儿，是蒙古语各种水鸟的总称。据《析津志辑佚》：“鹅鸭市在钟楼西。”
　　比较能说明问题的是“纱络胡同”和“沙拉胡同”。纱络或沙拉，蒙古语是珊瑚的意思。“纱络胡同”在元大都时代是珠宝市。《析津志辑佚》中有记载：“沙剌市，一巷金银珍珠宝贝”。
　　同在元大都时代，胡同和井也有了“大街”的意思，《析津志》钟楼：“楼有八隅四井之号，盖东西南北街道最为宽广。”意思很清楚，“井”等于大街。
　　■“老虎洞”变身 “龙胡同”，西城有虎东有龙
　　北京城里有“虎胡同”，在西直门里。元明时期，当地有座老虎庙。后来留下几条叫做“扒儿”的胡同，南扒儿胡同、北扒儿胡同、中扒儿胡同、大扒儿胡同。扒儿，蒙古话就是老虎。
　　既然西城有虎，那东城就应该有龙，否则，就不平衡了。“虎胡同”被叫做“扒儿胡同”，而“龙胡同”却被叫做“老虎洞”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　　据记载，“老虎洞”在清朝以前叫做“老胡同儿”，是“老”加“胡同儿”。连在一起，似乎是“老虎洞儿”。清朝人不明就里，在编地图时错成了“老虎胡同儿”，这就猴儿吃麻花儿——满拧了。其实清朝人弄错的地方不止一处，比如什刹海的得名，本来是一座庙，就是说，因为湖畔有座寺庙名叫“什刹海”，所以才把整个湖泊叫做“什刹海”的。不明北京历史的清朝人望文生义，以为湖周围有十座庙，所以才叫“什刹海”。这个错误贻误了不少后人。他们不知道积水潭还叫净业湖呢，因为岸边曾经有座净业寺。
　　胡同不能有老幼。建设大都城时，应是同时建成许多胡同，单单一两个胡同叫“老胡同儿”解释不通。“老胡同儿”跟“扒儿胡同”一样，是蒙古语，本义是“龙胡同”。龙，蒙古语发音是“娄”。黑龙，用蒙古话说就是“哈喇娄”：“哈喇”是黑色，“娄”是龙（见《郎潜记闻》）。老胡同的发音应该是“娄胡同”，叫白了，变成了“老胡同”，后来就被误写成了“老虎洞”。
　　“龙胡同”一处在东城沙滩儿附近，景山东大街东，原有三条，分别被叫做“东老胡同”、“西老胡同”、“中老胡同”。笔者推测，元代此地当有一座规模较大的龙王庙。见诸文字记载的，是往北二眼井胡同，曾经有座龙王庙（见《东城区志》）。此外，这一带井的分布也较为密集：二眼井、三眼井、西老胡同各有一井（据《京师坊巷志稿》）。
　　另一处“老虎洞”在安定门关厢路西。它的南边是“上龙大院”。可以证明，“老虎洞”确实与龙有密切关系。
　　元大都时代距今已经八九百年，经历了明清两朝，北京的城市面貌几经沧桑，胡同名称的变化很大，一些地名的来历已经难以确考。指出“胡同”一词源于蒙古语，前已有人；指出某些胡同名称是蒙古语，是笔者的一点贡献。
　　本人青年时代曾经到内蒙古草原插队，对蒙古语略知一二。笔者后因工作之便结识了内蒙古记者协会的上一任主席阿古拉同志。笔者曾经把一些考证结果向他求证，得到了他的充分认可。比如蚂螂胡同，笔者话刚出口，阿古拉同志立刻翻译出来：饮牲口的井，苦水井！看来笔者的方向是对的，不揣愚陋公诸于此，以供同好茶间之谈资。